南半球星空下

    在三里屯西六街1号拿到签证的时候，心里平静得很。我一边平静地在街那边等公车，一边为这种平静觉得很不妥。以前一直吵着嚷着要去喜马拉雅山那边的那个国度却觉得难度貌似要翻越珠峰，现在看来，填张简单无比的表格、交280元，再订好票就能去了。

    去干嘛？尽管翻了好几本LP之类的书，搜了好多篇网上的攻略贴，我还是没有答案。别人都说你要做这个你要看那个，但我心里仍是懵懵懂懂的，或许是因为一成不变的日子过久了，继而对生活麻木起来，那些鲜活的渴望去了哪里？

    倒是昨晚看了南非乐队Freshlyground的露天演出，一些关于南非的记忆被激活了，于是晚上就梦见那辆开了17年的白色Volvo750，老旧的皮座椅的味道很熟悉，一兰特的硬币躺在仪表盘上，沉闷的引擎声响起来，我以为又要去远方了，却被告知我只有5天可呆——我才明白，生活在体制中，并没有想象中的自由。

    定的是早晨8点半的闹钟，6点20分就忽然坐起来。我很少这样，难道是心里的呼喊叫醒了自己吗？

    2009年8月8日，从京城某高楼望下去——曾经令人激动的奥运会巨型招贴画，如今有了新的用途，也许我们可以称之为 The Beijing Olympics legacy lives on.

    2009年8月8日，京城某办公室的窗台上，曾经被众人争相翻阅的奥运会专刊躺在那里褪色、积尘已久。窗外，一年前还在施工的新楼如今就要投入使用了。

    听当地人说，如果想了解新疆人，就要了解他们的巴扎（集市）文化。大概是得益于丝绸之路上几千年来商旅文化的影响，商品集散的需求造就了巴扎，巴扎又进而成为财富、社交、友情、流言的交换场所。看看丝绸之路是怎么影响我们当今的世界的吧，你只需发现，巴扎这个词，从伊斯坦布尔用到了喀布尔，从喀什格尔用到了阿克苏。

    在阿克苏的第三天，就是“7·5”后的第一个巴扎日，我们到了据说是当地最大的托克逊巴扎，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露天市场，是当地一个叫托克逊的商人承包荒地后建设起来的。他说，平常最多时能容纳3000个摊位，但那天由于当地政府和驻军老远地就开始设卡堵车，绝大部分来赶巴扎的商贩都无法把货运进来，巴扎的生意冷清了许多，大约只有20%。托克逊很气，说公安们思想僵化，完全可以让商贩们把货运进来后再把车开走，因为许多人就指着在巴扎上的收入维持未来一周的生活了，但在当时那个安保的紧张气氛下，这种抱怨显得多么无力。

    在巴扎上遇到的人，无一例外地都说生意差了好多，在巴扎卖了12年烤包子的突尼牙孜·伊明更是不愿理会拿着相机、摄像机、采访本的我们。也许在他看来，这帮不知来自何处的记者，以及身穿铠甲般防暴服的武警，和生意不好有着某种莫名的联系。今天又是巴扎日，不知他的烤包子多卖了没有。

在通往巴扎的路口，路牌与当时的场景形成奇妙的讽刺。我希望我是唯一拍到这一场景的人，但并非出于自私的目的。

在巴扎上，乐器就是一种日用品，音乐也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U市，我曾形容她是一座看得见雪山的繁华大都市，但现在，满眼见到的都是标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