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干嘛？尽管翻了好几本LP之类的书，搜了好多篇网上的攻略贴，我还是没有答案。别人都说你要做这个你要看那个，但我心里仍是懵懵懂懂的，或许是因为一成不变的日子过久了，继而对生活麻木起来，那些鲜活的渴望去了哪里？

    倒是昨晚看了南非乐队Freshlyground的露天演出，一些关于南非的记忆被激活了，于是晚上就梦见那辆开了17年的白色Volvo750，老旧的皮座椅的味道很熟悉，一兰特的硬币躺在仪表盘上，沉闷的引擎声响起来，我以为又要去远方了，却被告知我只有5天可呆——我才明白，生活在体制中，并没有想象中的自由。

    定的是早晨8点半的闹钟，6点20分就忽然坐起来。我很少这样，难道是心里的呼喊叫醒了自己吗？

    2009年8月8日，京城某办公室的窗台上，曾经被众人争相翻阅的奥运会专刊躺在那里褪色、积尘已久。窗外，一年前还在施工的新楼如今就要投入使用了。

    在阿克苏的第三天，就是“7·5”后的第一个巴扎日，我们到了据说是当地最大的托克逊巴扎，其实就是一个巨大的露天市场，是当地一个叫托克逊的商人承包荒地后建设起来的。他说，平常最多时能容纳3000个摊位，但那天由于当地政府和驻军老远地就开始设卡堵车，绝大部分来赶巴扎的商贩都无法把货运进来，巴扎的生意冷清了许多，大约只有20%。托克逊很气，说公安们思想僵化，完全可以让商贩们把货运进来后再把车开走，因为许多人就指着在巴扎上的收入维持未来一周的生活了，但在当时那个安保的紧张气氛下，这种抱怨显得多么无力。

    在巴扎上遇到的人，无一例外地都说生意差了好多，在巴扎卖了12年烤包子的突尼牙孜·伊明更是不愿理会拿着相机、摄像机、采访本的我们。也许在他看来，这帮不知来自何处的记者，以及身穿铠甲般防暴服的武警，和生意不好有着某种莫名的联系。今天又是巴扎日，不知他的烤包子多卖了没有。

在通往巴扎的路口，路牌与当时的场景形成奇妙的讽刺。我希望我是唯一拍到这一场景的人，但并非出于自私的目的。

在巴扎上，乐器就是一种日用品，音乐也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7月9日

       快抵达U市时，舷窗外出现了一列雄伟的雪山，刀劈斧砍般壮观，从雪山冲下的条条河流，在山脚下形成扇状的绿洲，黄绿相间的农田像锦缎，与四周缺水的焦枯的土地形成鲜明对比。

       U市就坐落在雪山脚下，这通常是一座能给人以美好遐想的城市：浓郁的民族风情、甜美的瓜果、西部重镇，高楼林立的繁华城市已远远在望。但此刻，我却以极度复杂的心情眺望那里。我在想，那些高楼下面如今隐藏了多少痛苦？我在想，人类到了今天觉得自己已无所不能，把庞大的飞机送上高空，把机器人送进血管，人真的已经很强大了，号称能“征服”最高的山峰，最深的海沟，甚至太空。但是，人却战胜不了心魔 ——贪婪、自私、仇恨、妒忌、歧视……在这些面前，人是如此脆弱，不堪一击。

以前看卢旺达大屠杀、波黑塞族、我也觉得痛心，但依然觉得遥远。现在这种类似的事情突然发生在我所属的同胞中，鲜血淋漓地真实，感觉就像木棒集中头部，闷痛闷痛地。

       但直到见到驻地的同事前，我仍觉得此刻的U市和往常没什么区别，机场显得很繁忙，搞旅游接待的人高声揽客，车来车往。但和同事见面后，几句话就转到了5号的遭遇，一个同事有点像开玩笑地说：“差点就见不到你们了。”但我随后才知道，他指的是那晚他们坐的车被暴徒拦下，遭到劈砍，幸好司机强行冲出了包围，人才没有受伤。

       接下来，开车的师傅讲述了一个个令人心惊的遭遇。那天，一个瞬间的判断，最终的结果可能就在生死之间。

       师傅是U市人，父母50年代从四川来。他说，在他的人生中，还没遭遇过如此惨烈的事件。受伤的，也不仅仅是Han族。

       他说，现在他感到很难面对他的Wei族朋友们，以前大家经常一拍肩膀说：“走，哥们儿，喝酒去。”现在，他们无言以对，不知该说什么、从何说起。到彼此家去也不安全，互相报复的心态并未缓解。这种心结，何时才能解开？

       驻地同事中也有Wei族。师傅说，这几天大家虽然在一起，干活、吃饭，但都尽量避免刻意谈论骚乱中死了多少Han族人，多少Wei族人。现在分配采访工作，也要考虑民族和安全，例如是汉族人的集会，派维族记者去就危险，反之亦然。我们同行的人当中也有长得有点像少数民族的，我们就说也好也不好，既危险又安全。这种开玩笑的话其实很无奈、痛心，过去印象中——或幻象中——那其乐融融的民族大团结印象，如今却是如此严重、残酷的对立，甚至敌意。

       机场在城市北部，还好一点，师傅说分社正好处于市中心点，再往南就进入“危险区”，果然，进入市区后，看到大部分店铺仍然大门紧闭，门可罗雀，街上行人、车辆多了一些，但远远不是一个200多万人口的城市所应该的。士兵，一卡车一卡车，一排排。这绝不是任何一个人想见到的U市。

    干完活，我会给留守的Petty打电话问来电没有，如果还没来电的话，我就继续在书店、电影院、唱片店等地游荡，然后才回去。

    最好笑的一次，是晚上9点多了，还下着大雨，意外地发现原本应该冷清下来的麦当劳里聚了很多人，还拖家带口的，一打听才知道他们也是因为家里停电，跑出来寻找温饱的。我们戏称自己为“electricity refugee”（停电难民）。

    现在，热浪席卷北京已超过两周时间。今天早晨原本要享受一下许久未有的清净，无奈屋里湿热难耐，坐下来写东西时，如泉涌的不是灵感，而是汗。只好悻悻地收拾东西来到办公室，毕竟这里有昼夜开放的中央空调，享受的同时，也为减少温室气体的人均排放量做点贡献吧。

    走进大门时，我想到了南非的那一幕，脑子里就蹦出个新词，叫“heatwave refugee”（热浪难民）。

    现在令人感兴趣的是，摇滚吉它大师 Eric Clapton 会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

    去年2月传出消息说NK政府邀请Clapton去平壤演出，因为金二世的老二是Clapton的粉丝，克大师“原则上”接受了邀请，原定于今年成行，可现在局势有变，克大师恐怕要掂量掂量了。

    今天看到报道说，MJ在九十年代初曾有可能来大陆演出的，如果真成行了，不知会怎样被记入历史。“流行乐之王迈克尔·杰克逊在敏感词统治的中国掀起一股美国流行音乐旋风，虽然当局和保守人士斥之为资本主义糟粕，迈克尔招牌式的月球滑步和《颤栗者》的曲风还是赢得了中国年轻人的疯狂喜爱。”——我估计美联社会这样写导语的。而新华社恐怕是不会发稿的，全然不像今天，报刊网络铺天盖地的报道且不说，连我们也发了中国人民沉痛悼念杰克逊的滚动报道，并赢得了总编们的赞许。

    如今斯人已逝，再怎么猜想也没有意义了，因此我对Clapton的朝鲜之行十分期待，也许他能用一曲《Tears In Heaven》柔化一些坚硬的心，也许，他能用电吉他弹奏一曲《金达莱》，从此打开一扇新大门，为“摇滚外交”留下美名。

    所以克大师务必要好好地活着，别乱吃药。

       是的，我就是这些中国人中的一个，小时候读《海的女儿》、《野天鹅》、《卖火柴的小女孩》，一遍又一遍，那像矢车菊花瓣一样蓝的海水，晶莹的珍珠和珊瑚，戴金冠的天鹅，不知启蒙了我多少美好的想象力。所以说，到哥本哈根，怎可不去看看小美人鱼的塑像？

       原以为作为哥本哈根的标志，她应该在城市最热闹的地方，但酒店服务生的手指在地图上划了半天，最终停在远远的海港区，他说塑像在那里，而以我拥有的可支配时间计算，步行无论如何也无法到达。

      还好有一次canal tour的机会，当船行驶到海港的出口不得不折返时，远远地看见大群的人聚集在岸边，等船再靠近一点，才辨清那斜斜地坐在岸边一块石头上的塑像。伊小得可怜，而且只能看到背影，我只好想象那恬静而略带忧郁的面容。

       丹麦人似乎很随意地把这么著名的塑像给摆在城市的一角，而且离岸很近，没有任何防护，以至于从60年代起多次发生针对她的毁坏行为。而同为女神的塑像，纽约自由女神、湄洲岛的妈祖和南海的观音，却一个赛一个，高大得吓人。（美联社说，美人鱼塑像的尺寸还没有自由女神像的手指大。）跟她们相比，海的女儿更似落入凡间的精灵，万万高大不得。

       今年3月，哥本哈根市决定在明年上海世博会期间把小美人鱼搬到中国展出数月，这个决定引起许多当地人的不满，但我却满怀私心地认为这是个不错的主意，因为这样就有机会再看看她的正面了——好荒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