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半球星空下

为狗请命

    空中又响起零星的爆竹声，告诉我2005年谢幕的时刻就要来临。

    不知从何时起，南非人过节也喜欢放个烟花爆竹，我没考证过，也许从100多年前第一批华人来这里淘金开始，燃炮庆祝的习俗就渐渐传入南非了。反正大家都知道，每到岁尾年初，在约堡唐人街的店铺里准能买到标明是产自湖南浏阳的花炮。

    大人孩子沉浸在节日气氛中，自是高兴，殊不知这便是猫猫狗狗们苦难时刻的开始。

    南非有个反虐待动物协会SPCA，势力强大。每年大约从11月起，SPCA就开始在报纸上刊登广告，呼吁大家过节不要燃放烟花爆竹，同时也提醒所有养狗、猫等宠物的人，当周围有人放炮时要加倍照顾自己的宠物。

SPCA有句话我印象很深：“请想想，一只狗能清晰地听见草丛中虫子的低鸣，那么一只炮竹爆炸将会给它造成多大的惊吓？”

    但年年都有人放炮，于是庆祝的夜晚过去后，大量的猫、狗就陆续被人送到各个SPCA收容站 － 它们都是头天晚上惊恐万分地从家里逃出来的。

    幸好我住在高耸的围墙内，否则我的豆豆早就跑掉N回了。

豆豆，男，杜宾，3岁左右，身高1米，身体健壮，精力充沛。我原来以为像豆豆这样如同年轻小伙子的狗，应该还不至于那么胆小，但去年的有天晚上，它又是用前爪使劲摇防盗门又是“呜呜”地哀鸣，表现很不正常。我有点不耐烦，一边骂它发神经一边去看怎么回事，走到院子里才发现远处正在放焰火，不时传来低沉的爆破声，而此时豆豆早就窜进屋子不敢出来了。打那以后，我信了SPCA，一有打雷或有人放炮，我都要让豆豆呆在我身边，捧着它的脑袋安慰它几句，于是它开始无比惬意地在我脚边伸起懒腰，乱打哈欠。

SPCA一直在呼吁南非立法禁放烟花爆竹，并发起网上签名行动，但至今没有实质成果。不过在南非并不能随心所欲地经营和燃放烟花爆竹，而是必须事先向警方申请。如果未经允许放炮的话，将会被罚款甚至坐牢。

元旦过了就是春节，北京即将迎来“禁放”第一年，大伙儿还不憋足了劲儿过把瘾？可是我却想拜托各位，请告诉那些养了宠物的人家，在“炮竹声声辞旧岁”的时候，一定要陪在它们身边，既然容纳了这些小生命的存在，这点仁爱之心总归是要有的。

可是，北京还有数百万只流浪猫狗，到时候它们又该怎么办呢？

狗年来临，为狗请命。大家该不会怪我这个非洲人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吧？

只是我心里还有点堵。说实话，我在这居委会干了半个多月，我知道这里一片的居民都不是什么有钱人，是上海这个城市里最底层的人们，就是被那些学者称为 “草根阶层”的人。他们的房子又破又小，他们没有体面的工作，他们为了下一顿饭而奔忙，他们为了孩子的学费而犯愁，但是，我从未真正地体会到这些人的生活到底困苦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说句难听的话，今天这个孩子如果是得了其他什么病，不要重的，就是阑尾炎好了，恐怕这条命就危险了。　　

　　我又想，这里的人们就像这些阿姨一样喜欢八卦，到处打探人家的隐私，可能也是因为生活的艰辛让他们需要有一点的调剂。他们努力在这样的环境里营造岀一种苦涩的乐趣，满足一下自己的偷窥欲，同时也知道自己其实还有很多同命人，也许就是这样的一种心理会让他们平衡一点，让他们能继续面对第二天同样艰苦的生活。

　　又过了几天。主任派了我一个活，让我写申报材料，申报困难补助。一共有三个家庭。我拿着那些零散的材料看了一边。一个家庭是回沪知青，上有老下有小，还有两个兄弟，一家七口住在一间十六平米的房子里。我都很难想象这些人是怎么住下来的。这个知青娶了当地的一个女子，现在这女子来了上海，没有户口，没有工作，靠着知青一人工作养活家里。而前两个月，这个知青查岀得了癌症，两个弟弟下岗，现在一家七口人靠着老母亲的退休工资过活，十五岁的儿子还要上高中。　　　

　　第二个，一个老爸带着一个女儿，也是下岗工人，老婆离婚了。本来借了点钱做做水果生意，不料八月份上海连连暴雨，进的西瓜在水里一泡全毁了。而那时女儿的大学录取通知书来了，眼看着一万多的学费就要交，父女俩欲哭无泪。　　　　

　　第三个，老公岀车祸，瘫痪在家，老公的父母都健在，还有两个孩子，一个上初中，一个上小学。老婆是外来妹，在小饭店擦擦桌子，一个月三四百块而已。　　　

　　看完三个材料，我不由得长叹一声。托尔斯泰说过，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真是这样。什么叫祸不单行？什么叫屋漏偏逢连夜雨？这就是了。越是穷人就偏偏越是倒霉。　　

　　我跑到阁楼上，认认真真地写着申请补助的报告。我写过无数的报告，唯独这次感觉肩膀上的分量很沉重。兴许这些人的生活会因为我的一纸报告而有所改变，哪怕只是一点点，我也觉得我应该尽全力去帮他们。　　　

　　写完报告，给主任过目。主任看到这三页满满的报告，说，小沈，怎么写这么多啊？我说，主任，这些人真的很可怜的，我想写得好一点，能帮他们争取补助的机会大一点。　　　

　　主任苦笑道，这三家里只有一家能得到补助，你写得再好也没用。　　　　

　　我吃惊道，不是全都给啊？那补助有多少？　　　　

　　主任道，一次性临时补助三百元。　　　

　　一次性。三百元。　　　

　　我和几个朋友吃一顿饭就恐怕不止三百元。而这三百元却要三个都很不幸的家庭来争，还只是一次性的补助，并非每月都有的。在我看来，这三个家庭每个发三千都恐怕难以缓解这困难的境地，这三百元不过是杯水车薪而已，就说那个考进大学的女孩，她的学费远远超过了这个数字。就这样，还只会有一家人家能得到这一次性临时补助。　　　

　　那其他人家该怎么办呢？我望着参天的大槐树闷闷地想。我想帮他们，可我怎么帮？我一个初出茅庐的大学生，自己第一个月的工资还没拿到，还在吃着家里的，用着家里的，我该怎么帮？我又能怎么帮？我的那点钱能让他们改变现状吗？我不能，我没有这个能力。我突然恨自己的无能，我也突然体会到了一种深深的无奈。　　

　　上次借出去给那少年看病的钱果然没有回来。我忽然觉得还是不要回来的好，这样我似乎才能安心一点。而那次以后我上班下班也再也没有打过车，这样也让我觉得心里好受一点。我推掉了好几个朋友的约请，还对他们说，有这钱去唱什么歌，捐给人家穷困家庭就能顶两个月生活费呢。　　　　

　　结果是显而易见地我被骂了神经病。

　　两个月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我见到了以前二十几年里从未见过的贫困，听到了从未听过的不幸，我看见了上海这个繁华的大都市里最底层人民的生活现状。这些都是我以前所难以想象的，或者说缺乏切身体会的。而这两个月里我几乎天天都能接触到最真实的，完全没有艺术加工过的现实，为了生存而努力而奔忙的现实。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就是生存，或者还加上教育。而就是这样的目的，这样对我来说已经完全不成为所要追求的东西，在他们看来，却是最至关重要的，甚是还有些人并不能达到这个简单的目的。而这一切，都发生在上海，在这个全国首屈一指的国际化大都市里，发生在我的身边。　　

　　他们带给我的震撼是强烈的。在这里我看到了底层人民的穷困，却也看到了他们坚毅的努力和超乎想象的韧性。我觉得他们不容易，同时我也觉得他们的伟大。在我追求着音乐、醇酒、美人的时候，他们正在为了生存而奔忙。以前我一直引以为豪的所谓品味，所谓小资情调，在这些人们的面前显得那么的矫情和可鄙。我一直哀叹自己挣钱不多，老爹地位不高，在这些家庭的面前又是显得那么身在福中不知福。　　

　　在居委会的最后一次任务是和书记两人一起去一个工地。那个工地在造一幢高楼，就是现在的威斯汀太平洋大酒店。有很多居民反应这幢比邻的高楼无情地阻隔了阳光，施工的声音也很吵闹，书记和我就去工地找负责人协商。　　　

　　其实我对于此行的结果没有抱一点希望。楼都已经造那么高了，还能怎么样？果然，工地上一个包工头很客气地接待了我们，发了两根中华，左推右推地说了一会，又满脸陪笑地讲了些好话，就作罢了。书记也知道这一点，这高楼影响了居民采光是不假，但总不能把造起来的楼再拆了吧？要拆也不是他一个居委会书记这种连“九品候补知县”都差的多的小官能说了算的。　　

　　后来我结束了两个月的基层锻炼，回去坐在有空调有电脑有落地大玻璃窗的办公室里继续做编辑。只是我每当从四十一楼办公室看出去，看到威斯汀太平洋楼顶上的那个皇冠一样的构造，我便会想，这个皇冠就像上海的表面，光鲜而美丽，只是谁又会想起在这个大楼阴影下面生活的那一群最底层的人呢？

    博客的精神是原创，这个道理我懂。不过，总是有一些我真心希望推荐给朋友们阅读的文章，不是“袁创”，只期待引发一些共鸣。

    选这篇文章作开篇，是因为在读过以后，暗中悲哀了好一阵子。其实这几乎是我们每个人身边的现实，我们却似乎视而不见。正巧今天看了BBC在上海的一个报道，同样是采访这些“草根阶层”，同样是关于他们的生存，在这个繁华的“国际化大都市”。那个记者最后的话让我印象深刻：这个政府在修建摩天大楼和昂贵的公路方面具有惊人的能力，可是在帮助老百姓解决看病难等生存问题上却显得捉襟见肘。

    这两年似乎不流行“时代的弄潮儿”这个词了，实际上不管你原意不原意，大家都被裹挟在一波又一波的潮流中，不断前行。但是我不想去“弄潮”，我宁愿落后一些，看看身边是否有被潮水冲打得羸弱的人们，然后尽可能地，伸出我的手。

在上海繁华背后生活的人们（一）

【 以下文字转载自 Employees 讨论区 】

【 原文由 zshong 所发表 】

　　大学毕业前夕，费了半年多的实习时间，免费劳工做到劳动模范的程度，终于在一家网站落下了脚跟。网站是国家办的，可看作上海市的市府官方网站，整天往下面发红头文件，说这个不要报道，那个不许采访，前一阵子还发文说不许再攻击中国足协。　

　　这些事情都于我无关，我就是一小兵，上头怎么说，只管跟着做就是了，在国家单位里，这样保管岀不了事情。　　

　　终于等到在白纸黑字的卖身契上签了名，想着下个月的卡里面第一笔的工资就可以汇上去了，不由得期待起来。这时人事部的金老师把我们几个新进单位的应届大学毕业生给叫去办公室谈话。　　

　　事情是这个样子的，上海市出了一个规定，说是从我们这一届开始，凡事进入新闻单位工作的应届大学毕业生，必须参加为期一年的基层锻炼。金老师向我们解释了这个规定的意义，但是我没记住。　　

　　“下基层锻炼”这个词听起来很耳熟，但是实际上一时间我竟说不出来什么是“基层”，又怎么去“锻炼”，想了半天，终于觉得这个看上去很具体的一个词，其实抽象的要命。金老师后来解释道，这就是去某个街道工作一段时间。当然，下基层锻炼这段时间内，本单位的工资还是照发的，所以后来金老师又告诉我们，领导和市里面争取了一下，把我们下基层的时间缩短为两个月。　　

　　按照我当时的理解，这两个月不比学工学农，更不会像军训，铁定是一个带薪长假。你想，虽然我们不是那些要上调的干部，下基层来走个形式，还好吃好喝好招待的，但我们都是注定当记者编辑的人，你个街道里的领导，一准也会和我们搞好关系。所以我在听了这样的安排后还是颇为窃喜的。

　　三天以后，下基层的队伍出发了。人事部的小于把我们几个用一辆面包车送去了人民广场边上的外滩街道办公室。我心里更是安心，外滩街道，上海数的上的有钱街道，去那里能吃什么苦？看来单位的领导还是很会给我们安排的嘛。

　　外滩街道办公室的设施果不其然的好，快赶上我们单位的办公环境了。我们坐着沙发，喝着碧螺春，听那个街道主任致欢迎词。街道主任说的倒是不多，讲完以后就说，那么现在就让各个居委会的主任来把你们都带过去吧。　　

一时没反应过来。居委会主任？居委会？我们是去居委会？

我还在犯愣的功夫，就被小于和街道主任合力分配到了中山东二路居委会。一个四十多岁的男子走了过来，跟我握手，说，欢迎大学生来我们居委会锻炼，云云。　　　

　　居委会，我国最小的行政单位。这次还真是下的彻底，没法再基层了。我跟在那个男人，也就是居委会书记的背后，咬牙切齿地想。　　

　　书记倒是一脸的热情，只是始终不能提起我什么兴致来。况且这个男人看上去其貌不扬，说话还细声细气的，恐怕是在全是阿姨的居委会里给熏陶的。后来事实证明，的确如此，那个居委会里除了书记以外，清一色的都是阿姨们。　　

　　书记说，居委会离这里不远，一会就走到了。结果我跟在他后面走了半个小时。我已经忘记上次为了赶路而步行半个小时是什么时候的事情了，一般要是去一个地方走路超过十分钟的，我都是打车过去的，要是心情好的话，可能会坐公交车。　　

　　我们拐上一条小路，两侧都是老式的平房，样子都很破旧了，一幢挨着一幢，密密麻麻。而小路不远处的尽头，赫然便是车水马龙的外滩，东方明珠昂藏地耸立在那里，显得格外巨大。忽然之间我觉得近在百米开外的繁华是那么的不真实，喧嚣而明亮，却彷佛隔着一块巨大的玻璃，听不到，也看不真切。　　

　　然后我们走进一条弄堂，地上的水泥高低不平，经过一间只有男士小便池的公共厕所，旁边连着让居民倾倒污物的化粪池，地上黄水横流，显然这里的居民连抽水马桶都还没有。弄堂里没有什么声音，空气里却弥漫着一股难闻的味道。两边的竹竿零落地挑起几件衣服横跨着弄堂，我们不得不在内裤和胸罩下走了过去。　　

　　长长弄堂的尽头有一座石库门的大宅子，一个不小的天井，左边种着一株枝繁叶茂的大槐树。若是以前一户人家住这么一座宅子想来应该也颇为舒适的，只是而今每一间房间都住了一户人家。我大致看了看，估计有五六家人家。中间的正堂就是居委会的办公室，旁边竖着一块白底黑字的牌子，斑驳地写着，上海市外滩街道中山东二路居民委员会。　　

　　书记把我热情地介绍给在场的主任和其他一干阿姨们。我感觉她们看我的目光和看动物园的猴子差不多。　　　

　　居委会的房子是这里最大的，有左右两间，不知道是新隔的，还是房子本来就这么造的。里间小一点，堆放文件什么的，还有两橱的书，新的旧的，中国的外国的，什么都有。外间就是那件正堂，说的好听一点，是有点古色古香，很怀旧的那种。中间是一张和斯诺克台球桌一样长度，但窄了三分之一的大木桌，所有人都在这上面办公。门像是电视剧里衙门的门，不过没六扇，四扇而已。门边上还有一张旧双人沙发，不过已经没有什么弹性了。楼上还有一个人站不直的阁楼，一张写字台，四把椅子，昏暗得如同一间囚室。　　

　　居委会里没有空调，没有电视，没有电脑，连厕所都没有。有的几样电器是，一部拨盘电话，一个吊扇，以及几盏灯。　　

　　在没有电脑就不会写字，没有网络就不知道干吗的时代，我清楚地听见自己心里的哀嚎：我被流放了。

　尽管有诸多的不满意，我也不能拍拍屁股走人。我对自己说，既来之，则安之，反正工资照拿，不就两个月嘛，老子忍了。调整了心态之后，我就开始想办法如何让自己在这两个月里过的稍微安乐一点。　　　

　　我是新闻系毕业的，学新闻的人最大的长处恐怕就是和人打交道了。不到三天时间，就把居委会里上到书记主任，下到各位阿姨，都哄得妥妥帖帖，几位热心的阿姨又适时地发挥了她们的特长，一个劲追问我有没有女朋友，看这架势，只要“没有”两字一出口，明天就能带三五个闺女过来相亲。慌的我虽然还是光棍，但依然连声说，有了有了，早就有了。　

　　说实话，其实在居委会的工作是很轻闲的。居委会能有什么事情做？书记主任他们也很照顾我，不大分配什么活给我干。况且大部分的事情也不是我这个只是过来锻炼的毛头小子会做的，比如排解邻里纠纷，他们家里几口人我都没搞清楚呢，怎么排解这动辄数年积累下来的恩怨？只是我是大学生，又是新闻系毕业的，所以这些抄录文书，撰写申请，小结总结这类动笔的活就有我来干了。　　

　　这些事工作量不大，我以前在学校里就是小有名气的枪手，写的飞快无比。干完之后就无所事事了，因此每天早上上班以前都要在弄堂口的报摊上买一堆报纸，每天下午就搬一张竹椅坐倒大槐树下看报纸。中午的时候还能在沙发上眯一会，要不就像书记一样，跑到阁楼上拿三张椅子一拼，还能躺直了睡一阵子。　　　

　　有时候我也喜欢看着同在一个院子里的其他居民们为了他们自己的生活而忙碌。这里煤气倒是有了，每天下午四五点的时候，陆陆续续就会传来一阵阵的饭菜香味，煎炒烹炸的声音也会传出来。只是这里的住房条件很差，往往许多的味道都会同时飘出来，混杂成一股奇异的香味。　　

　　周围的居民们每天都是那么忙碌，式样陈旧的衣服看上去倒是很干净，只是他们的脸上总是带着一种风霜和辛劳。我坐在大槐树下，彷佛看着一部讲述上海三十年前生活的电视剧，似乎是有趣的，却和我格格不入。我很难把这些就生活在这里的人想象成和我一起住在这个都市里、同一个时代的人们。

    今天你博了吗？

    忽如一树梨花开，千女万男博起来。

                      ——谨以此句献给即将离别的2005年。

    大家都知道我说的“博”是博客的意思，断不会想歪了的。其实已经有很多人用其它的bo字来讲博客以及博客以外的事了，我不管，这里我只说博客。

    今天，趁着南非人还在过圣诞假期天下太平于是我也没事干，到传说中的新浪名人博客去溜达了一圈。第一次，颇有点像武林无名小卒得了个上华山观剑的机会，看各门派高手施展拳脚，到精彩处心中暗暗叫好，偶有觉得不咋地的，也争取说服自己这看似平实的招数其实不知隐藏了多少功力在里面。

    要说我们中国真是人多力量大，但凡一个事儿，冷不丁就搞成个运动，轰轰烈烈的。（插句嘴，前面说过南非人对中国了解不多，有时聊天他们问起中国有多少人口，我说13亿，他们先想个两秒钟，因为要把billion换成million，然后就开始倒吸凉气了。我倒不是觉得有多自豪，只是想：咦，这个数字还真有点吓人嘞。）各媒体马上就要公布2005十大新闻了，除了铁定少不了的PK运动之外，呈星火燎原之势的博客运动会否入围呢？

    我属慢热型，又远离国内热火朝天的大好环境，因此在2005年进入倒计时状态时才开始到圈里试水（整“圈”的概念是否有违全民博客的精神啊？）。对博客我一直有个朴素的理解，就是这博客好比楼盘，是每个思想着的头脑的家。有一天我参观了几个楼盘，看一个叫blogbus的还不错，又有些朋友住在里头，也就搬进去了。沙发家具，盆景炊具，全置办齐了，然后给朋友们发个通知说：我有新家了，欢迎来做客啊。大家隔着南北回归线和国际日期变更线交流交流思想，联络联络感情，感觉挺好，只恨不能同去“麻辣诱惑”，把酒言欢。

我跟老妈解释博客的时候就是这么说的，她听了也就来了兴趣，现在正准备blog一把呢。还有人问我说这“模版”是个什么东东，我说嗨，这就好比挑房子，你是喜欢朝阳的A户型，还是跃层的B户型？全随你。难能可贵的是开发商本着服务大众的精神，一次就推出几十种户型让我们选。喜欢动手的可以DIY，大多数懒人就选套精品装修房得了。再说又是免费，哪像北京的房价今天18明天20还是毛坯的啊。

    照我这理论，新浪博客就好比北京1994年的亚运村公寓2002年的SOHO现代城－ 名人扎堆的地方啊，打开首页，不用挪光标就看见了十几个如雷贯耳的名字。说句实话请各位名人别发怒啊，看见你们的名字我心里冒上来的第一个问号就是：他们也博客？他们也写文章吗？或者说，他们也……思考吗？

    一个叫徐静蕾的大妹子上来就给了我一棒子。

    我没想到这个惯常用摄影机讲故事的北京女孩，文字也这么吸引人。媒体都喜欢用“邻家女孩”形容她这样清新可爱的人，但此前我觉得这无非就是个比喻，至于她本人，还不是和其他所谓“公众人物”一样，看着蛮亲近，实际上和公众隔着何止十万八千里啊。合上报纸，关了电视，谁又真正了解谁？

    可翻看这个起名“老徐”的博客网页，宛如徐静蕾来到面前给我讲她自己：童年、奶奶、初恋、高兴、抓狂和水煮鱼。看着看着我就笑了，忘了她是那个银幕上的演员徐静蕾，只觉得她是个纯粹的北京女孩儿：直爽、率真、好心肠，还挺幽默，而且原来她和我一样，也自卑，曾爱看《读者》，还爱吃太阳锅巴。她说的有些话，比如“对人好要趁早，错过的就很难在（错别字啊！）重来”，是挺掏心窝子的话。

就这样，8页，我一一看过去，感觉就像在小区超市里碰见了，聊了会儿。

    再往下，一个叫郭敬明的blog。谁是郭敬明？我把这5个字送进google 的搜索框，砰地跳出297000项结果，仿佛在嘲笑我的无知。嗨，无知也就无知了吧，但看无妨。一个生活在上海的花样少年，有才，看来也有趣，用些80年代人的话语。

    可是再往下，我就渐渐辨出个中良莠了。有些名人，特别是演艺圈的，你们的博客怎么看上去更像商业宣传网页啊？无非记几句昨天试了镜今天祝你圣诞快乐明天又要出差了之类的，整点有思想有内涵的行不？齐秦大哥，自从有新闻出来说你的博客要开通了，我就一直期待着，可是看完以后……算了，还不如听你的歌呢。

    意外的收获是，我竟然碰到了过去的一个同事，也跻身名人博客行列。他现在是某新闻类杂志的执行总编，照片上他穿着西装，不是我记忆中的棒球帽牛仔衣，只有昔日羞涩的笑容还隐隐浮现。他是我们公认的才子，记得有次去昌平某山沟玩，和他同住一房，晚上我们打游戏唱歌喝酒作乐时，他早早睡去，而凌晨四五点钟，我迷迷糊糊醒来，发现他正在床上捧着电脑敲键盘。据说他的很多获奖作品就是这么出来的。像他这样的人加入博客，应该是我们的财富吧。

    溜达完，该回自己的家了。脑子里念头很多，容我一一跟大家分享吧。刚开始博客的那两天，我又是兴奋又有点怕别人说我俗，于是给朋友发信说“不好意思我博客了”，没想到立马就有朋友回信说“有啥不好意思的？我们早就博上了。”

    以后，恐怕就要这么问了：“今天，你博了没有？”

平安夜·平常夜

    寂静中，手机突然咕咕了两声，幽蓝的光闪烁不定。一个在70公里以外的人给我发了条短讯：Merry Christmas。

    去年的出国，标志着我短信生涯的终结。南非人平均每天接发17条短信，而我没有一条。一来不知发给谁，二来，这个号码尚未开通发短信功能，它的所有者还是以前的同事，我来以后数次申请更换ownership，这里的电信公司要我呈上所有的申报材料后，仍然拖着。无奈，作罢。

    也好，在国内时因频繁按键而被过度劳损的拇指肌肉日渐康复。只是我的手机从此寂寞。

    所以我想回复也不行，只有在心里说声谢谢。抬头看表，北京时间凌晨12点35分，京城的平安夜已进入沸点阶段。酒吧？满座了吧；歌厅？排队了吧；教堂？突然热闹了吧。

    一个南非人这个月去了趟上海，算是开了眼：在磁浮列车里他听见《铃儿响叮当》的乐曲；在人民广场，满眼都是圣诞老人的头像，喷在玻璃橱窗上，贴在餐厅墙上，每个转身都会跟他的目光不期而遇；在酒店大堂，圣诞树闪闪发光。

    于是他就感慨：“20年前绝大部分中国人还不知圣诞节是个啥东东，就是知道的也会把它当成资本主义的脏东西。哎，时代不同了，圣诞节给这个国家新富起来的中产阶级一个花钱、花钱再花钱的理由，至于它的宗教意义，谁理会这个啊？”

    我理解他的惊讶。南非人对东方世界普遍缺乏见识，黑人只知道李小龙，能跟你说他喜欢Jet Li（李连杰）就说明他的知识结构更新得不错了；白人？搞不好还有人以为中国男人还拖着辫子呢。

    不过这位Francisco Little先生没错，说“圣诞快乐”的中国人有几个真正关心这个节日的含义呢？200某年的圣诞节前，我们一帮去蓝岛那家麦乐迪，已经凌晨1点多，我还是被吓了一跳：等房的人挤满大厅，或坐或卧，有人打牌，有人睡觉，等着预订号码被叫到。我们迅速加入，狂欢通宵，只是谁都没记起来说声感谢耶稣，你的诞生给了我们快乐的理由。

    年年如此。有时是我自己快乐，有时是看别人快乐。

唯一不同的一个平安夜是2000年在瓦胡岛上过的。热心的教友阿姨们带我去附近一家教堂，那里人像北京的歌厅一样满，只是没有一丁点商业的鼓噪。在温暖的烛光中，我唱了、听了最圣洁、最优美的圣诞歌曲，不是《铃儿响叮当》。

    但我不是信徒。在这样一个夜晚，如果做不到虔诚地投入，就不如过一个平常的夜晚吧。

    茶在手边，MSN上一片空白。遇见加德满都的人，问那里的平安夜如何，发现她也窝在家里；打电话到北京，那边正在“升级”打J（钩），战事正紧，接电话心不在焉的，算了。

    突然，我想听听许巍。